对话安全—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与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飞速发展，在推动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安全、伦理、法律法规等方面的风险挑战。随着数据越来越多被收集，应用场景增加，用户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也随之提升。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要有伦理和法律界限，即应以人类的根本利益和责任为原则。

日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移动安全联盟秘书长杨正军、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研究员吴子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郭锐、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田海平、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暨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吴沈括等多位专家就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接受了《人民日报》采访。

       从信息安全角度看，当前人工智能应用的安全风险点主要有哪些？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移动安全联盟秘书长杨正军说，人工智能高度依赖海量数据的采集和训练分析。随着数据越来越多被收集，应用场景增加，用户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也随之提升。

　　“人工智能算法不仅能直接采集用户个人信息，也会深度挖掘分析看似不相关的数据。”杨正军介绍，他们开展的一项调研显示，当前滥用个人信息现象较为普遍。同时，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场景下无所不在的数据收集、专业化多样化的数据处理技术，使得信息主体难以了解、控制其信息是如何被收集和利用的。信息安全保护已经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课题。

　　专家表示，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只要利用得当，人工智能也能用来提升网络安全水平。比如，人工智能在识别恶意代码方面就很有优势。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研究员吴子建说，恶意代码往往是基于一些开源代码修改而成，它们通常有相似的行为模式。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训练的检测工具，能够比较高效地发现恶意代码。

　　人工智能技术也普遍用于企业内网安全防护。吴子建介绍，传统的防护手段是在网络的入口处设置防御措施，但内网之间很少进行防御。采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关联数据，可以有效检测内网中的异常。与传统的方法相比，这种方法不仅能发现已知威胁，还可以检测到未知风险。

　　吴子建认为，业内还需要做更多深入的研究，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在安全防护上的价值。

　　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多，衍生出一系列伦理、法律难题，比如无人驾驶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如何界定责任，医疗外科手术机器人出现意外怎样处置等等，如何提前研判智能时代的法律伦理风险，引导人机良性合作？

　　“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要有伦理和法律界限，即应以人类的根本利益和责任为原则，以实现人类根本利益为终极目标。这一要求也是人工智能和人的关系决定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郭锐认为。

　　“当前技术条件下，智能机器尚未具备伦理决策的能力，但其决策会引发有伦理意义的后果。”郭锐认为，通常法律针对的是能够遵循这些原则的主体，也就是自然人或者法律看作是主体的组织（法人），但考虑到人工智能的特征是对人的智能的模拟、延伸和扩展，因此伦理原则应当适用于人工智能系统。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田海平认为，人工智能的主体构成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多种关联形态的总和。“人工智能的构成主体分为研发者（包括算法的开发者）、生产商、运营商、电信网络服务商等。一旦发生交通或医疗事故，由于无法找到某个确定的责任主体，给责任界定带来很大困难，因此需要确立代理人来界定责任与权利。”

　　近年来，学界和产业界日益重视人工智能中的伦理与法律问题，并推动制定相关技术标准及社会规范。专家表示，人工智能伦理法律涉及科学界、企业界，哲学、法学等多个领域，有必要成立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联盟组织，吸纳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推进相关研究。

　　郭锐建议，要考虑到人工智能开发和部署过程中的权责归属，通过为技术开发者、产品生产者或者服务提供者、使用者界定权利和义务，让自动驾驶、无人机等人工智能应用安全落地。

　　专家表示，人工智能大规模进入人们生活之前，还应建立相对统一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设立具体、可操作的指标，为相关研究及应用提供指引。

　　专家特别提醒，人和机器各有优势，要互相了解才能实现人机协作，但人还是人机关系的主导者。惟其如此，才能将人工智能引向人机合作的良性发展道路。

　　全球人工智能法律治理面临共同难题，当前应加强个人隐私安全管理，针对人工智能应用在安全、伦理等领域的潜在威胁，可否谈谈世界各国在相关法律治理研究的情况？

　　杨正军介绍，各国对人工智能风险的关注重点和重视程度有所不同。以安全为例，美国关注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的影响，2018年3月美国国会发起提案，建议成立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并将制定相关法案；欧盟和英国关注人工智能对隐私、就业及伦理的影响；俄罗斯、以色列、印度则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在国防领域的应用以及对军事安全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暨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吴沈括表示，在规范人工智能发展方面，我国起步较早。2017年7月，国务院颁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7年12月，工信部发布《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都对人工智能产业的规范发展提出了要求。

　　“这些政策能够引导和助推相关产业的发展。关于人工智能技术标准，我国也发布过一些文件。然而，当前立法中对于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问题还存在比较大的空白，这也是全球人工智能的法律治理面临的共同难题。”吴沈括说。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深入，其附属的相关风险也日益凸显，加强对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治理至关重要。人工智能法律治理呈现出哪些趋势，现实中又有哪些需要迫切注意的问题？

　　吴沈括认为，人工智能立法治理上可能会呈现出三个趋势：一是立法将更加细化，更有针对性。比如，针对自动驾驶、机器人、生物识别等领域颁布一些规范性文件，立法监管也会更加多元；二是立法将与产业特性紧密结合；三是立法将以规范为主，监管则重在为产业发展提供指引。

　　“由于法律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考虑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前景广阔，立法需要预留一定的空间，尽量实现产业应用与风险前瞻的恰当平衡。在确定监管什么内容、如何监管以及怎样执行时，要把握好力度，不宜影响产业的发展活力。”吴沈括说。

　　杨正军说，从行业调研情况来看，当前应该加强个人隐私安全管理。他建议，隐私保护应从立法监管和技术能力提升两方面入手：一方面，针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条款分散、不成体系的现状，加快统一立法，明确数据不当收集、使用、泄露等的责任，同时也要界定好数据归属权等问题；另一方面，应加强新技术在个人隐私保护方面的应用。

　　数据的合理合法收集是数据利用的前提。专家表示，我们不应回避智能化与隐私安全保护的冲突，而应积极作为，找到智能时代技术应用与风险防护的最大公约数，为智能生活保驾护航。

（转发自人民日报新闻《“智能+”，更应重视安全挑战（科技视点）》）